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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学芸:好的故事是座建筑
ps教程 迁善改过,修德读书。

来源:文学报 | 袁欢  2019-06-2715:24

2018年,对于尹学芸来说,是爆发式的一年,凭借中篇小说《李海叔叔》获得鲁迅文学奖,也连续出版了《我的叔叔李海》《菜根谣》等几部作品。人们常说的“大器晚成”似乎在这位“60后”身上有所验证,但对尹学芸而言,得了奖之后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写作依然是率性而为的事,一路慢慢看、慢慢想,细细品味岁月风尘中的人来人往。

在尹学芸的小说中,有两个地名“罕村”和“埙城”,“罕村”是她出生的地方,位于蓟州山区,一条河流三面环绕的大洼子的边缘,这里是她大多数乡村题材写作的源头,那块土地上的人都与她有着天定的缘分。至于“埙城”,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的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被拍成电视剧后,她在里面第一次听到了一种声音,是一种叫做“埙”的乐器演奏出来的。之后,她便萌发了如果将来要写城市,就用埙作为城市的坐标的想法。于是,便有了“罕村的人走入城市,走入的地方就叫埙城”的流动过程,尹学芸说,把笔触聚焦在小城市的好处就是,能轻易地看到舞台中间发生着什么,人在背景里也特别容易凸显出来。这里催生出了一个个温暖坚韧的故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人也不再仅仅是虚妄悲伤的,而是蕴藏着光亮的热源。

由“罕村”到“埙城”所构建的文学地理学或许只是理解尹学芸小说的一条线索,要概括尹学芸小说的特质,也许还是只能用“生活”这个丰富而复杂的词汇来形容,她有一个常常拿来说的比喻:生活表面就像打碎的台灯,可它柔和的光亮在暗处隐藏着。她说她写小说,是把生活作为影子投射到作品里的,那个可以窥视的针孔就是一个叫“王云丫”的人,这个人物是与她最接近的,小说中“我”的真实表达推动情节不断敷衍。尹学芸的小说切口选择独特,注重故事内在的驱动力,且擅长用自身经历去推断时代行进的关键节点,捕捉生活中的微末细节,移形换影到小说中,触发人们对于遥远记忆的情感。

2018年,对于尹学芸来说,是爆发式的一年,凭借中篇小说《李海叔叔》获得鲁迅文学奖,也连续出版了《我的叔叔李海》《菜根谣》《天堂向左》《士别十年》等几部作品,而在她长达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在2018年之前,她只出过一本《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但如果经常阅读文学期刊,一定会发现《收获》杂志对于尹学芸的特殊意义,甚至算是她写作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时候不太想写了,因为总在一种人很疲乏的状态里。空闲下来自己看作品的语言、人物、故事、张力等觉得也没太大问题,想不明白为什么会退稿……”被退稿的小说就是2014年刊发在《收获》上的《玲珑塔》,到2018年第三期的《望湖楼》,五年里《收获》共发表了她六部中篇小说,对于这本杂志,尹学芸是感恩的,作家、作品与期刊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

这样看来,人们常说的“大器晚成”似乎在这位“60后”身上有所验证,但对尹学芸而言,得了奖之后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她还是保持着一颗悠闲有余裕的心,现在开始在做减法,趋于平缓,写作依然是率性而为的事,一路慢慢看、慢慢想,细细品味岁月风尘中的人来人往。

“我更愿意呈现生活的质感,人性在命运转折的关键处引发的各种效应。”

记者:开始读新长篇《菜根谣》的时候,仅以为是个成长故事,两位女性之间彼此映照的人生经历。但实际上,伶俐是一个存在于“我”的叙述里的人,后来被杀害,而“我”也就是冯诺一直在寻找她,莫名夹杂了悬疑的意味。你是怎么想到这样一个故事的?

尹学芸:故事在生活中多少有些影子,在文本中处理成了一个与生死相关的故事。没有哪个现实事件能构成完整的文学作品,《菜根谣》也不例外。但,很多作品的原型都来自生活的赐予,这一点毫无疑议。故事中的两位女性不仅彼此映照人生,也有情感深处的依恋和牵挂,只不过,她们很多时候就如同长着芒刺的野菜,互不妥协时也彼此伤害。可在她们的视野和执念中,彼此无从取代。这便构成了故事的完整走向。

记者:冯诺寻找伶俐的过程,暗含了一个文学母题——寻找与救赎,从这个人物的身上,可以看见生活。书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作为下岗工人的冯诺,最开心的日子是数着丈夫每月交给她的工资的时候,而伶俐失踪事件,促成了冯诺的成长。

尹学芸:冯诺的身上有我理想中女性朋友的影子。侠义、坚韧不拔,有一种骨子里的赤诚和担当,有一种昂扬的生活态度。即便被世俗的庸常遮蔽,也能在灰霾中闪出光亮。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锻造和不断成长的历程,不管男人、女人,你、我、他莫不如此。冯诺一边在寻找儿时的伙伴,其实也在寻找遗失的自己。这种双重寻找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却是在物理意义之上。就像你说的,伶俐的失踪,促成了冯诺的成长。否则,她永远是那个披散着头发、穿着打补丁内裤、追情感剧的人。她跳出来了,她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记者:《菜根谣》里还可以看到很多世情和人情,你关注了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比如史大鹏的官场哲学、伶俐和冯诺的女性婚姻情感。

尹学芸:《菜根谣》写了失踪案件,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悬疑小说。事实是,我对案件本身毫无兴趣。我更愿意呈现生活的质感,人性在命运转折的关键处引发的各种效应。当然,还有世俗和庸常,人情和世情,汇成各类情感的杂货铺,都是文学范畴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很多时候生活就是那盏打碎的台灯,需要找到开关在哪里。文学亦如是。

“几粒花生,一把豆子,浸透了所有艰难岁月的人之常情。”

记者:除了《菜根谣》这本长篇,此前的中短篇集《我的叔叔李海》里的叙述视角也大多为第一人称,而第一人称叙事在带来切身感的同时,是否也会造成某些视角的缺失?你如何规避第一人称在写作中的一些缺点?

尹学芸: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在我的小说中占有一定比例,但这远不是全部。当主人公作为一个文学形象被我穷尽故事,我可能就对这个人物没有兴趣了。作为生命的个体,我不觉得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的叙述更受局限,也许我还没遇到相应的窘况。但基于一点朴素的认知,第一人称的视角不仅仅是“我”的,也可以是“他”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加缪的《局外人》。但有一点值得警惕,就是作者自己走进故事,充当主人公。

记者:《李海叔叔》中的李海,某种程度是一个典型人物,你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去描写,剥洋葱的方式层层剥开后,他的种种行为似乎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一句老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尹学芸:用可怜和可恨来形容李海叔叔好像不太准确。他身上因袭了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只不过,他在某种程度上有放浪的地方,这是性格和修为本身决定的。可以说,他一副肩膀挑着两个家庭,两个家庭所有的人都对他有所期望和依仗,所以,他是典型的重任在肩。小说层层剥开了李海叔叔的面目,同时剥开的还有“我”。两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相互重叠,阴影部分才更值得玩味。

记者:继续说说李海,他的身上蕴含着某种历史的隐痛,反映出的是时代背景下人的无奈与艰难,正如你说的“他一副肩膀挑着两个家庭”,而两个家庭间的磨合,透出了人与人之间相处不可言说的龃龉。

尹学芸:对于父亲,有些伤痛无法言说。但我更乐于理解为父亲与其说是无法面对叔叔,其实也是无法面对自己。或者说,有一大部分是无法面对叔叔,一小部分是无法面对自己。这样一种无法面对,是他人的过,也难说不是自己的。任何事情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好到胶着状态,生出间隙几乎是必然的,这符合客观规律,也恰是文学的着眼点。

记者:在《我的叔叔李海》腰封上有一段文字是:尹学芸笔下的故事是“写尽人世种种微薄的艰难与微薄的善良”,跟你的作品主题十分契合,这“微薄”二字似乎很有些讲究?

尹学芸:这是张定浩老师的评语,被朋友们誉为“金句”,并广为流传。“微薄”两个字确实道尽了文本中种种细微的感受和细小的价值。几粒花生,一把豆子,浸透了所有艰难岁月的人之常情。微薄的情谊也是情谊,只不过透着辛酸和寒凉。

“乡村是母亲,是根。是精神,是灵魂,也是爱人。”

记者:无论是《李海叔叔》还是《菜根谣》,或者说你其他的作品,都从一个叫做“埙城”的地方生发,“埙城”下面有个“罕村”,而这与你的家乡天津蓟州有关。作家从家乡出发,拓展构建出独属于自我的文学世界,形成具有个人色彩的“文学地理学”。你的“文学地理学”建构在从“罕村”到“埙城”间,这二者间有怎样的联系?

尹学芸:罕村是属于我的村庄,就像埙城是属于我的城市一样。它们不过是我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一处属于平原洼地,一处属于燕山脚下的县城。它们相聚不远,既便于相互抚慰又便于相互伤害。包碗饺子回家还是热的,可流言也许先于你抵达了。熟悉这两个地域坐标有好处,可以更方便地理解文本。

记者:接上一个问题,你对“罕村”到“埙城”的呈现,似乎也是诸多评论者读到你的小说,会以北方故事、北方的世情小说来称呼的原因。

尹学芸:应该说,这里属于北方的边地。有长城抵御倭寇,有山脉孕育丛林,有水系哺育生灵。身为京畿锁匙之地,既是交通要冲,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记载,清军入关后曾三次屠城,盖与本城人脾性有关:至死不降。这些大的历史背景可能很难渗透到某部具体的作品中,可发散的气味却在风中无孔不入。北方故事相比南方故事,可能更少些阴柔和婉约。我想,这是评论家看法的由来。

记者:从“罕村”到“埙城”,如果将其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相映照,作为一个从乡村出发的作家,你认为这种经验的转换,对于文学书写意味着什么?伴随着乡村消失的现象或说法,又该如何言说乡土?

尹学芸:历史是一面难以遮挡的镜子,能映出时代的走向。乡村从具象到斑驳,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即便如我经常要跟乡村打交道的人,也觉得越来越无从把握。父亲那一代的乡村,有精气,也有魂魄。我们这一代,已经是乡村的过客,但因为成长的关系,我们还有乡土情结。我们的下一代,已经难有乡土概念了。这对文学来说,应该是一种缺失。乡村是什么?我在一篇散文里说,“乡村是母亲,是根。是精神,是灵魂,也是爱人。”我经常想,将来也许会有人写一部《最后的村庄》,就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一样。

“好故事是座建筑,内里有足够的味道和玄机,外面四通八达,直抵远方。”

记者:《李海叔叔》叙述者“我”是一位从青年时期就爱上了文学写作的女文青,这点多少有你自己的影子?实际上,写作根植于生活,你的小说里包含着的一些不变的成份,即丰富的生活细节,与这个影子是有关的?

尹学芸:我所有第一人称的作品中,《李海叔叔》中的王云丫应该是离我的生活最近的,在故事行进的过程中,我经常用自身经历去推断时代行进的关键节点。比如,我高中毕业那一年,正好是实施包产到户以后。比如,《中国青年》那场关于人生命运的大讨论,在我和我的朋友中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我一路走下来,就是那些生活中的细节在推动,所以我捡拾得看似毫不费力,其实是与生活的烙印相关。什么是深刻,你记忆持久的就是深刻。

记者:我看到有读者称你的小说是典型的“旧小说”,这里的“旧”是指承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体系——温柔敦厚,雅俗同体,而评论家李敬泽在某次研讨会上也强调了你的小说把中国古典中的诸多传统很好地接续起来。

尹学芸:李敬泽老师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说,《李海叔叔》是典型的中国故事,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读者也给予了各种说法,包括你说的“温柔敦厚,雅俗同体”我也注意到了。首先,我肯定是在中国文学的滋润中成长起来的,记忆深的是,父亲给我买纯毛毛线的钱,我省出了一部分,买了两卷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选》,砖头厚,定价1.8元。首篇是茅盾的《创造》,时过境迁,我只记得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这是我第一次买文学书籍,从签下的日期看,是在2019-06-27。就因为这两本书,我少买了一两毛线,织出的毛衣两只袖子都短。古典文学如同营养植入血脉,但你自己未必有明确的意识,最起码我自己是这样。

记者:在叙事技巧和故事内容,也就是形式和内容这二者间,你似乎更偏向于后者?你架构的故事,通常有着朴素与抒情的诗意,你更依赖于“我”还有其他个体在面对历史和现实时,所表现出的那份内在驱动力,也就是故事的推动力?

尹学芸:老实说,形式与内容的问题我很少专门去考虑。也许就是我读书读得杂驳而少章法,文字也率性而又随意。到目前看,我还没觉得这是坏事。确定一个题材要进行,我想的最多的是如何把它写舒服,用适合的语感和文字去营造氛围,然后便是人物怎么在帷幔中凸显,而不至被情节淹没。推动故事行走的肯定是内在逻辑。每年发表的作品浩如烟海,写好自己的一小块区域就行了。

记者:那你所认为的“好故事”的内核是什么?

尹学芸:它应该是座建筑,内里有足够的味道和玄机,外面四通八达,直抵远方。

记者:从早期作品,到去年集中发表的多篇作品,从默默写作到引起关注,你觉得转折点是什么?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吗?

尹学芸:说到这一点,就要说起《收获》杂志,这是本了不起的刊物。有评论者说我是大器晚成,南京的一位老教授颇不以为意。他看我的文字十几年,在内部图书馆把我的文字编辑成电子书目。有次我陪一位知名作家去登山,他说一年发了四部中篇。他以为我会羡慕,其实我一年发了五部,而且都是头条。《收获》与其说改变了我的命运,毋宁说改变了我作品的命运。一部《玲珑塔》曾被反复退稿,直到发表在《收获》杂志,它才成其一部“作品”,否则,它仍会被烟海淹没。

期刊、市场、作家各有各的无奈。我曾在一个创作谈里说,做人要是能像《收获》杂志就好了,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记者:你似乎一直很享受“业余作家”的悠闲,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吗?是否已有下一部的写作计划?

尹学芸:我现在和过去的状态也没什么区别。仍然是上班、写作、读书,这三点占据主要时间。有人问我获奖之后有没有压力,我认真想了想,还真没有。天地仍然这么大,朋友仍然这么多。岁月会淘掉一些东西,按照流行的说法,是做减法的时候了。也暂时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计划。有些念头会不时浮现出来,但如果成为规划,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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